农民工的困惑：我非农民 又非市民

发布：追蝶   时间：2007-9-2   阅读：664  

来源：新华网 刘紫凌 黎昌政

农民工的困惑：我非农民，又非市民  


　　“生活边缘、工作流变、精神贫乏”，这是记者近期与共青团湖北省委、华中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一起，对武汉七城区的青年农民工生存状态进行了专题调研后得出的印象。

　　“二元”身份导致边缘化

　　农民工说，媒体和政府公文都爱用“外来人口”称呼他们，这是城市尚未完全接纳他们的直观表现。

　　青年农民工对在城市的生活质量满意度较低。通过千余份问卷调查发现，他们绝大多数对居住条件、经济收入和工作环境不满意。以青年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建筑业为例，对住房条件不满意的占67.4%，对经济收入不满意的占73.9%，对工作环境不满意的占77.1%。零散用工的情况更差，对住房条件、经济收入、工作环境不满意率都在90%左右。

　　记者在一些建筑工地采访发现，农民工多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夏天里面温度很高，没有降温设备，还搭了灶台炒菜煮饭，卫生环境很差，洗漱条件也有限。家装行业的农民工，也多住在施工的房子里，用电灶烧水做饭，安全隐患很大。喷油漆、刷石灰时，连口罩都不戴。

　　农民工普遍反映受到过歧视。他们说，媒体和政府公文都爱用“外来人口”称呼他们，这是城市尚未完全接纳他们的直观表现。与城里人同工不同酬，加班不给报酬、拖欠甚至拒发工资的情况时有发生。问卷调查中，约40%的青年农民工表示同工不同酬“很频繁”或“较频繁”。

　　农民工们说，我们天天在城里盖高楼、小区，建学校、医院……但要享受这些建设成果，似乎是个遥远的梦。子女入学、自己就医等方面，虽比过去方便些，但远没有达到市民待遇。

　　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社会学博士徐晓军说，农民工既非纯粹的农民，又非正式的城市居民，这种二元化身份的尴尬，以及粘附于身份上的资源落差，导致了他们当前的艰难处境，成为城市里被关照很少的边缘群体。

　　收入低，维权难

　　很多农民工对政府部门失去信心，遇到问题宁愿找媒体，也不愿求助于制度帮助

　　这次调查发现，农民工普遍工作时间较长。调查样本中，约70%的青年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他们平均每天工作10.2小时，其中一成以上的人超过13小时。

　　经济收入整体偏低。调查样本中，70%的青年农民工是为个体工商户、私营业主打工；74%的月工资在580-1600元，大部分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

　　青年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缺乏专业技能。调查样本中，超过半数为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九成为高中及以下水平。为了生存，他们大多只能选择体力劳动，一般在建筑、制造等行业，工资低、条件差、职位不稳定，普遍陷于低水平竞争与低水平重复的恶性循环。这既占去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难腾出时间去“充电”提高，又难以从工作中学到知识和技能。

　　农民工权益得不到维护的情况也较普遍。调查发现，一些用工单位不仅剥夺了农民工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保险等劳动保险权益，而且不签劳动合同，常强制加班，延长劳动时间，以各种理由拖欠、克扣工资和奖金，对农民工工伤置之不理的情况多有发生。而农民工在维护自身权益时，途径不畅通，很难有结果。据反映，农民工要求签订合同时，用人单位常以拒用相威胁。找有关方面维权，又常被一些部门推来推去，最后多是不了了之。

　　共青团湖北省委青农部部长燕元沂说，很多农民工对政府部门失去信心，遇到问题宁愿找媒体，也不愿求助于制度帮助。问卷调查中，共青团、工会、司法部门等可提供制度性帮助的部门，都不在他们的首选范围内。

　　社会参与度极低

　　政府或社区主导的活动，一般都将农民工排除在外，这使生活圈子狭小的农民工更难接收相关信息

　　调查还发现，农民工能参加的文娱活动非常有限，看电视、聊天、睡觉是他们主要的休闲方式，精神上普遍感到自卑、孤独、寂寞，常感心情压抑，情绪低落，很多农民工心理处于亚健康状态。

　　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社会参与程度非常低。“老乡会”是青年农民工较为青睐的活动，但只有近两成受访者参与过此类活动。社区青少年服务中心、青少年维权联系点、职业技术学校、读书俱乐部、企业职工夜校等，农民工参与比例低于一成。

　　政府或社区主导的活动，一般都将农民工排除在外。这使生活圈子狭小、信息渠道闭塞的农民工更难接收相关信息，更难有机会参与社会活动。

　　调查还发现，相关部门和青年组织为农民工推出的一些扶持政策、资源帮助和文体活动，农民工中鲜有人知。

　　徐晓军分析说，低社会参与度使农民工被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工作生活圈内，难以融入城市生活。

　　农民工远离父母、妻儿，生活上缺乏照顾，精神上缺少交流，如果业余活动又被社会所排斥、孤立，长此以往，容易产生心理疾病，甚至诱发极端事件。

　　年轻农民工，何日才“出头”？

　　记者近期与有关部门一道对武汉七城区青年农民工生存状态进行调研时，接触到不少在城市发展成功和失败的案例。通过了解他们的经历，分析他们的得失，有利于寻找问题的症结，帮助农民工走好城市谋生和发展之路。

　　青年农民工张先锋，十几年前就到省城打工，工作换了不少，但始终没找到满意的。一天，他逛花市无意看到一株花木可卖到几十甚至上百元，便想学点技术回去发展。后来他回乡创业，成为“农业科技示范户”，获得政府在技术、资金上的支持。不到五年时间，他就拥有了20多亩花卉基地、40多亩苗木培植基地，业务扩大到省内各地，年收入超过8万元，现已是身价百万元的“花老板”。

　　湖北襄樊人刘某，男，25岁，初中毕业后辍学。他性格懒散，不愿吃苦学习一技之长。晃荡一段时间后，2004年和同乡一起来汉打工，由于没有技能，只能找些体力活。几年里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赚的钱不够自己花，还得找家人要生活费。后来竟和一些同龄人纠结在一起，喝酒打牌，到高校偷自行车、手机、电脑等，现在已不愿干正经事了。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徐晓军认为，农民工的出路在于使其变成产业工人，但在当前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城市难以吸收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城市自主创业或回乡创业，是破解农民工出路难题的重要渠道。

　　从正反案例中，政府部门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示：一要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鼓励农民工自主创业。以李松柏为例，他成功变身为企业家不只解决了自身的出路，还为很多农民工提供了就业岗位和谋生之道。二要加强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信息服务。当前职业培训还存在着资源分割的问题，应整合资源，为农民工提供实用技能培训。信息服务要克服“距离感”，为农民工提供有效的求职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