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言论自由的误区
发布：天の饺子
时间：200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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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写过一个帖子，叫着《言论自由的进步》。大致是通过回忆我小时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来表明文革时期，国人言论受到极大威胁的状况。同时也比较了一下，今天和昨天，言论环境的一些明显差异。并由此看出，今天的言论自由度，确实是比文革时期进步了不少。
由于是说进步，自然就有很多网友不满意，骂我是歌德派，是左派。对于网友地开骂，我历来是不怎么在乎的，但许多网友没有能看懂我文中的言外之意，到是让我多少有些遗憾。
写帖子灌水要挨骂，这个道理自上网以来我就懂。我有两个马甲，原本准备用一个来写或者转一些右派言论，另外一个用来写或者转一些左派言论。但自己也经常搞糊涂，加上要经常在两个马甲间切换登陆，也确实是一件十分费力的事情。所以，最初的构想就没有落实，我的两个马甲都发有左和右的言论。这样，左派也经常骂我、右派也经常骂我。
我一直认为自由地言说，是每个人都应有的权利。在西方，这大概就叫言论自由了。令我不太理解的是，言论自由在大陆一直有贬义的成分。为什么人的基本权利会在大陆产生贬义呢？因为很多人认为：别人的言论会伤害到自己、伤害到他人、甚至伤害到社会。
通俗讲，就是言论能够杀人。所以，不能有绝对的言论自由，这个观点也正是我所疑惑的，单靠言论就能直接杀人？在中国古代，这似乎是有一些案例的。现在我能记得的是《三国演义》里，诸葛亮骂死王朗的故事。但那是小说，不是信史。其余的案例，一时也无法找到。而关于流言，中国最著名的故事是发生在曾参的母亲身上，所谓“流言三至，母不信子。”但曾子的母亲没有死，而是“逾墙”逃跑了。
曾子的母亲为什么要跑呢？一般都认为是流言的缘故。但为什么流言两至的时候，她又没有跑呢？其实，按今天的法理，人们就很容易理解了。今天，儿子就算真的杀了人，父母也不用跑，为什么？因为株连制度已经被历史淘汰了。所以，让曾参母亲逃跑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的株连制度。而流言只是诱发逃跑的表面原因罢了。
显然，言论的危害性没有我们想象地那么大，而限制言论的危害性却是非常巨大的，这应该已经被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明了。
在ＢＢＳ上混，难免会认识一些专业记者。有时，大家会在ＭＳＮ上讨论一些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话题。一次，在ＭＳＮ上与两位年轻的记者ＭＭ聊起了这个话题，我总觉得她们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和我不一样。而站在我的角度，我还认为她们理解得比我肤浅，有太多的误区了。这倒多少让我有些明白中国言论环境进步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了。那就是我们新闻传播学院所教授的言论自由观，是及其落后的，是似是而非的。
误区在哪里呢？
要真相不要假象，要真理不要谬误，要科学不要迷信；要全面不要片面；要真诚不要虚伪；要美好不要丑恶；要正义不要邪恶；要和平不要战争；要真话不要假话。
以上罗列出的问题，都是误区存在的地方。当然，不一定罗列完了，但已经足够表达我想说的意思。一般看来，以上的要什么不要什么都是对的，也是我们信奉的东西和追求的东西。为什么又说存在有误区呢？
这还真不好回答。人类总是在追求我们要的，也希望排除我们不要的。要达到这个目的，言论自由就是一个重要手段。言论自由是追求这些东西的手段，但在中国，追求这些却存了限制言论自由的理由了，本末倒置了。例如：
要真话不要假话
这看起来是对的，也是我所同意的，我当然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讲真话啦。但假话能不能讲呢？如果回答：不能。我们就会面临一个问题，我怎么判别没有讲出来的话是否真？如果让他对少数人讲了，并判别是真后，再对大家讲，那么，我又怎么确定这些少数人有判别真话的能力呢？
在这样一个细微的环节上，我们是有误区的。事实上，判别言论是否是真话，必须要在它讲出来之后。没有讲出来的话，谁也无法判别真假，这应该是常识。但多数国人都认为假话不能讲，也不让讲。这样，我们就只能依靠鉴别人来判断其讲话是否为真了。
所以，言论检查制度、新闻检查制度就有了存在的合理性。比如某报就可以被检查机构鉴定为讲真话的报，某专家或者某官员就被检查机构鉴定为能讲真话的人。只有这样的报纸才能讲话，只有这样的专家和官员才能讲话，而其他的人就不行，就无法讲话了。这就是现代言论控制的一个逻辑基础。这个逻辑基础正来源于国人对言论自由认识的一个细微误区。
其他人的讲话，就必须被检查机构的官员鉴定是不是真话后才放出来。这就导致了一个怪现象，就是我们会默认一些人有鉴别真假话的能力，而另外一部分人没有。这样，一部分人的言论自由就会被另外的一些人所控制。但我要说的是，判别真假的能力应该是每个人都具有的。照当今网络的流行语言讲：“谁也不是ＳＢ！”把假话、真话都放出来，我们能鉴别！
显然，不让说假话。就会导致言论控制，就可能导致真话无法讲出来。这显然与言论自由的精神相悖。
假话也能自由言说的理由还在于，我们可能被客观现象欺骗。就是说人的认识受时间、环境、手段的影响。我们认为是真的事情，最后不一定是。比如海市蜃楼现象，早期的人真相信自己看见了海上仙山，但现在科学知识告诉我们：那不是。但正是这些假话为科学提供了研究方向。由此可见，假话也不可怕。
要真相不要假象
新闻要报道真相，似乎是很多报刊的口号。这当然是对的，但还不够。我们必须承认，新闻是有可能报道假象的。《新 京 报》的口号是“负责报道一切”。虽然口气有点大，但比“我们报道真相”好。如果一定要用报道真相做口号，也应该用“我们努力报道真相”。因为，这多少还承认了，我们有可能报道了假象。
按照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现象是本质的反映，而现象也包含了真相和假象，它们都是事物本质的反映。只不过假象是虚幻、甚至是颠倒的反映罢了。而人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无法看清本质时，我们也无法区分那个现象是真相，那个现象是假象。
这时，按“要真相不要假象”的要求，我们就只能不报道。这样，奇怪的现象又发生了，我们自己又限制了自己的言论自由。新闻检查官存在的荒谬逻辑又来了，就是他们宣称他们知道这不是真相，或者他们认为无法确定这是不是真相。因此，我们总能看到一些报道被莫须有的理由给扼杀了。而作为读者，我是希望看到这些报道的。因此，言论自由的要义固然是追求真相，但我们无法确认是否是真相时，也必须报道出来，而不是禁止。
要真理不要谬误
这个误区更大。如果我们的言论都必须是真理，则我们大家就只好讲废话了。就象首长们经常说：“今年是关键一年”一样。道理很简单，年年对我都是关键一年，甚至月月、时时、分分、秒秒对我都是关键的，因为这一秒我过不去，我就牺牲了，你说关键不关键？
如果不讲这样的废话，我大概就只能不讲话，因为发现真理也不是人人都有的能力。
是否是真理，只能在实践中鉴别。如果不让发布，别人就无法知道，也无法验证，谁也无法判别那是否是真理。何况，历史上还有许多真理一开始并不被人认可，甚至不被专家权威所认可。如果当时这些“谬误”没有宣扬的机会，则今天我们就会少掌握很多真理。
按辨证唯物主义的思想，真理和谬误是一个对立统一体，是相比较而成立，相斗争而发展的。没有谬误，真理都无法发展。所以，谬误对我们追求真理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说出谬误呢？
要全面不要片面
谈到新闻报道，领导经常都说报道要全面。事实上，一个新闻报道是不可能面面俱到的，一个记者、一个刊物，只能依据自己的采编方针，从某几个特定角度来报道新闻事件。而这样的报道，极其可能是片面的。很难想象，一个新闻照片，要３６０度地全景拍几百张才行。何况，就是拍了几百张也不一定全面。这个要求，其实也是为言论控制提供依据罢了。我们无法看到全面新闻报道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了这样的说法。
言论自由的环境，本身就能保障全面报道，这是因为有大量的媒体自由地选择了不同的报道角度所至。而为大量媒体提供自由报道的基础环境是市场经济，媒体应该市场化而不是政治化、行政化。不能全面地报道事件，正是这些限制造成的。
要高尚不要下流。
事实上，高尚和下流是没有分界线的，有人认为裸体是艺术，有人认为裸体是色情。有人认为骂人是幽默，有人认为骂人是庸俗。听谁的？我看只有和而不同，各取所需了。可以相互指责，批评，可以分级。但不能相互禁止，禁止不符合言论自由的要义。
其它的误区，我就不逐一罗嗦了。言论自由当然有个度的问题，但这里面牵涉到很多复杂的细节，需要仔细研究，小心判断，才能避免陷入逻辑陷阱。我认为，凡是我们无法明确判定言论有直接危害的地方，都只能保障言论自由表达，而不是限制它。在大陆，情况正好相反。
在言论自由的手段上，国人也存在误区。由于我们闭关锁国太久，我们对言论自由手段地认识很浅。早先，我理解的言论自由，就是自由地言说。但这是粗浅的，也是有问题的。
在文革时期，你一个人的时候都不敢乱说，因为怕被人听到告密而成为反革命。今天，估计是没有这个担心了。你在家里可以乱说，在小圈子里也可以乱说。因为，告密没有什么用了。但这是不是就言论自由了呢？
不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可靠的手段，以保障自己的主张能自由地传达给社会。这样，你的诉求就无法影响社会，说了也白说。在渺无人烟的沙漠里，你也可以大声地喊出自己的诉求，但除了有点励志和发泄的作用外，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显然，没有言论自由的手段，就没有言论自由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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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的手段都有那些呢？
说和写是我们通常都知道的，但自己说说写写，别人不一定理你。这时就需要一个平台了，你需要媒体，比如在报纸上写，在电视广播上说，这大概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新闻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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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闻自由也不是言论自由的顶峰，在报纸、电台上讲了，都还可能没有人理你。这时，估计你要考虑结 社了，就是把有和自己同样诉求的人联合起来向社会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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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游xing、示 威也是一个选择，不过，一个人的游xing示 威影响太小。结 社后，人多力量大，游xing、示 威、集 会也就有了声势，这时就是大家的诉求了。这个声音都还可能不被人听到，最坏的一招就只好拿出来了，罢 工。罢 工总体上是损人不一定利己的行为，但为了长远的利益，为了更大的利益，也只好要冒点风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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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言论自由是和谐地进行利益博弈的重要手段，合理的利益博弈不但要表达出自己的诉求，还需要知道其他群体的利益诉求。因此，言论自由还应保证你有看和听别人诉求的自由。
如果言论自由的手段都用上了，还不解决你的问题，你还可以考虑法律手段。如果还不解决你的问题，你恐怕就只好反求诸己了。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人是可以先外求诸法，而后求诸己的。而一个专制社会，大多数人总是只能先内求诸己，然后才外求诸法。因为专制社会没有好的利益博弈手段，靠外求诸法来改良社会十分困难，而不断地内求诸己的最后结果是，形成大量的无产者，而无产者除了脖子上的锁链以外，一无所有。因此，他们外求诸法的主要手段就只有流血革命了。
扯远了。回来继续说言论自由，国人很容易联想到，言论自由会造成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社会无法统一，会造成混乱。这种担心看起来似乎是有道理的，其实是多余的。因为言论控制的时代，社会也十分混乱，而言论自由开放的社会，也没有乱到那个程度。抱这种思想的人（例如：官员们）都有一个假设，就是自己是清醒的，别人可能是很糊涂的。但这个假设是错的。我前面已经说过：“谁都不是ＳＢ！”
言论自由其实是一个娇弱的系统，一个细小的环节有差错，它就运转不灵。就象人的眼睛一样，一粒沙子就会让它失灵。这大概就是西方社会对保护言论自由十分敏感的缘故吧？其实，民主社会的任何系统都是这样。幸好，这些系统都有自洁能力。
２０年来，大陆的言论自由有进步，但无论是观念上、手段上也都还有很大的误区，我只能说，我们还在路上。而我们离真正的言论自由还有多远呢？我不知道。